青年董浩云在上海的公益慈善活动概述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群岛文化研究中心 孙峰

1938年12月31曰，董浩云结束了在天津的六年生活，回到上海，时年26岁。在上海期间，董浩云先后出任中通航业公司副总经理、上海通成总公司运输部运输襄理兼营业主任，筹建中国航运信托公司，开始在上海的创业历程。在这期间，他积极参与进步组织蚁社组织的抗日救亡运动，并热心于慈善公益活动，积极为难童救济、儿童教育、公共文化建设项目捐款，他不仅自己捐款，并且广泛联络社会各界，劝募捐款，董浩云参与的一些公益活动在《申报》上得到披露。笔者经过检索，初步发现了《申报》1939年〜1943年间 曾经有七次刊登有关董浩云公益捐款的新闻报道或慈善机构公告。这些媒体所刊登的信息，仅仅是董浩云参与慈善公益活动的一部分内容，但从中可以发现这位航运企业家在青年时期，于企业经营百忙之中为慈善公益的无私奉献，也可以发现其整个家族及其朋友圈 的慈善公益踪迹。

董浩云在上海的公益慈善活动，也是宁波帮商人公益慈善的一个缩影。

董浩云是一名航运实业家也是一名公益慈善家

董浩云是定海人，其父辈早期移居上海，凭借勤俭持家，白手创业，开创了一家小五金店。少年时期的董浩云，家境并不宽裕，加上体弱多病，在接受小学教育后便走上自学之路，养成好学不倦的习惯。1928年11月，他考入日籍船公司开设的国际运输株式会社担任练习生，自此便选择航运经营作为自己的理想。后考入金城银行在上海举办的航运训练班，随后赴上海通成公司任职，1931年又赴天津航业公司（金城银行的子公司）任职。在天津航运公司，董浩云才华显露，先是担任公司副经理王更三的秘书，负责公司内部事务，也协调对外关系，与社会各界进行沟通，在处理“永亨”轮碰撞事件、大沽口冰难事件等突发事件中表现出色，很快被公司提升为船务主管，并被公司委派担负天津轮船同业公会的筹备工作。1936年4 月，董浩云高票当选为常务理事，不久，24岁的他又升任副会长。在天津工作，他善于协调沟通，与航运、政界、媒体等各界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维护公司合法权利，逐渐展现 出卓越企业家的才华。他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敬业精神，贏得了公司高层领导的信任，贏得了航运界同仁的广泛认同。

“抗战”爆发后，董浩云返回上海，创建中国航运信托公司，1949年，董浩云将公司迁到香港。“董氏航运集团”不断发展，董浩云逐渐成为“世界船王”。

董浩云是航运实业家，也是一名公益慈善家。他本人虽未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肓，但他深知知识对孩子未来成长的意义。1949年前后，江浙一带许多人士迁居香港，子女教肓问题成为旅港社会各界关切的一大难题。旅港苏浙同乡会募集捐款，曾先后创办了苏浙小学和苏浙公学。作为苏浙同乡会的理事，董浩云也慷慨捐资，广泛宣传，后来当选为苏浙公学的苢届校董。在职业教肓方面，董氏集团在香港先后创立高级船员训练班、金山航海学校，为香港航运界培养出一批批具有良好素质的高级船员。

在高等教肓方面，他积极支持筹建国际性的“海上大学”，1970年9月，董浩云花巨资购买了豪华邮轮“伊丽莎白皇后”号，随后投入大量资金装修改造，希望将它变成一所浮在海上的流动大学。可惜，工程即将完工时，这条83000吨的巨轮不慎起火。董浩云并未因此事故而放弃理想。他再度购买了一条美国邮轮“大西洋”号，改装后命名为“宇宙学府”，终实现了他的海上教肓计划。董浩云说：“在这所海上大学上学，整个世界便是学生的校园，让学生放眼世界，获得更多教益。如果能达到这一目的，就算不负我的一番苦心了。”

青年时期董浩云在上海的公益慈善活动

董浩云与上海难民救济协会

《申报》1939年1月4日，刊登《上海难民救济协会收款汇报第八号》，其中有关于天津航业公司和董浩云的捐款记录：“天津航业公司五十元，方瑞六念元，叶绪耕念元，王更三念元，董洁云十元......”从报纸出版时间看，正是董浩云回到上海的第5天。1938年12月31日，董浩云结束了在天津的6年生活，回到上海。也就是说，董浩云一回到上海，没几天就代表天津航业公司，和各位同仁一起，向上海难民救济协会捐款，表明其对抗日救亡运动的急切关注。同时捐款的还有他的老领导叶绪耕，王更三等人。

上海难民救济协会，这是一家与抗日救亡有关的慈善团体。凇沪抗战结束后，苏州河以南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处于日本军队的包围之中，上海成为“孤岛” 。此时，有几十万难民（包含大量败退的伤兵）涌入租界。1938年10月，上海各慈善团体、商会、同乡会、同业公会等共同发起成立了上海难民救济协会，宁波帮人士虞洽卿出任理事长。虞洽卿领导的“上海市难民救济协会”与其他的慈善团体合作，为解决难民问题募捐了大量款项，设立了难民收容所40余处，先后收容8万余人。

在参与上海难民救济协会慈善捐款的过程中，董浩云与沪、难民救济协会的热心人士建立了友谊，在《董浩云日记》中记录他与一些曾经参与难民救济协会工作的热心人士之间的交往。如1951年6月22日记录“赴董楚生处晚餐，文魁兄、何德奎兄又来访，共话故旧，至为忭慰。”文中的“何德奎”，抗战爆发后曾经在上海发起组织浙江难民救济会，并任副委员长。1981年7月5日记录“今晨十一时，真与我到大觉寺，唔顾毓秀、奚玉书”，文中的“奚玉书”，上海人，1902年生，复旦大学毕业。上海会计师公会常务理事。抗战爆发后曾组织上海难民救济协会救济难民，抗战胜利后任上海市临时参议会副议长。

董浩云与上海幼幼教养院

《申报》所刊登的董浩云等捐款数额仅仅是其众多慈善捐款活动中的小部分，实际上董浩云曾多次向慈善机构捐款，为解决难民子女的教肓问题提供大量资金。

当时的董浩云认为“收容难民固然重要，但他们子女的教肓问题也不容忽视，教肓是本，而孩子是未来国家的栋梁”（见李丽莎文《怀念重情、重友的董伯》，收录于《董浩云的世界》一书），董浩云建议由“上海工部局华员俱乐部”出面成立难童收容所，据董浩云好友李伯龙等人回忆“原蚁社社员董浩云，原在天津航业界工作，那时离津委托‘工华’（注：即（‘上海工部局华员俱乐部’）他认为我们‘工华’应为此出力，并资助一千元”。后得到上海慈善联合会负责人赵朴初等支持，共同举办难童的教肓活动，学桉招收首批9〜15岁的难童约400人，董浩云不仅捐款办学，而且还负责难童的教育。这里所说的由“上海工部局华员俱乐部”出面成立的难童收容所，就是后来的“上海幼幼教养院”。“工华”难童收容所收容的难童，经过抚养教肓，后来有不少参加了新四军，为抗战 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干部。

据许晚成所编的《上海慈善机关概况》(龙文书店，1941年出版）介绍：“上海幼幼教养院，地址：开封路正修里九号；创办年月：民国二十七年。慈联会，及工部局华员总会合办工华收容所，民国二十九年七月改今名。目的：教养难童，学程等于完全小学。”理事长张文魁、陈选善；院长张菊生；主任：潘达；其他重要人员：朱廉湘、赵朴初等共二十人。难童经核准入院，至六年级或四年级修业完毕，由院方介绍职业或升学。

据《申报》记载，董浩云曾经两次为“上海幼幼教养院”经手募集资金。

1941年09月22日出版的《申报》，刊登《上海幼幼教养院鸣谢募字第三号》:“本院近以物价高涨，影响经济支绌，爱举行征募捐款。……董浩云先生经募天津航业公司、通成公司、隆大厂、新昌盛行各五百元，泰昌栈、中通公司、恒昌祥号各三百元，俞钧孚先生一百元，发达工程公司三十元。”

据文中介绍，董浩云所募集的资金主要来自天津航业公司、通成公司、中通公司等这些与他关系密切的企业，总共募集资金达3030元。

抗战爆发后，他回到上海，先负责天津航业公司上海分公司的业务。后被任命为通成公司运输部主任，并作为通成公司（即金城银行投资兴办的通成货栈公司）的代表，出任中通航运公司（即中通公司）的副总经理。

1943年04月23日的《申报》，刊登《上海幼幼教养院募字C第六号》，记载“董浩云经募，田迺尧一百元，鑫聚号、集美行各五百元”，此次募集资金1100元。

文中所说的“田迺尧”（亦写作“田乃尧”），也是董浩云的朋友，见诸于相关回忆 文章。据周培英在《我父亲与董浩云先生的友情》一文中回钇：“董浩云先生在天津航业公司上海分公司任职期间。曾与友人田乃尧先生等，合作组织轮船公司，租用洋商船只， 经营海运业务。”顾联青在《义如鲍叔情同胞》中回忆：“云公在津功成身退回上海后，与中兴公司程余斋先生开办中通航运公司，地址即在江西路金城银行原址三楼通成公司内，为期甚短。”又云：“云公协助大沽口封港冰灾（1936年）后，不久即继叶总经理之后返沪，与田乃尧（闽籍木商东主）定居于法租界福履里路五号，先任中通轮船公司经理之职，与程余斋先生共同合作，通成公司乃金城银行副业，余斋则系中兴公司所隶属（以煤运为主），租轮乃悬挂巴拿马及意大利旗帜。”

董浩云在上海工作繁忙之际，牵挂慈善公益事业，担任募集号召人，积极争取所在企业的支持，带动亲朋好友为难童教育事业投入资金，充分反映出他对儿童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

董浩云为上海儿重图书涫捐款

1942年8月24日《申报》，刊登《上海儿童图书馆鸣谢第112号》，对捐款资助上海儿童图书馆，热心儿童教肓的爱心人士表示鸣谢，其中上海儿童图书馆张之龙董事经募 2080元，包括董浩云、顾丽珍夫妇各二十元，数量不多，但爱心绵绵。

上海儿童图书馆是我国第一家民办儿童图书馆，是浙江温岭籍人士应永玉于1940年3月发起筹建。 1941年7月，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1040弄大华商场13号举行开馆仪 式，上海儿童图书馆使不少在抗战期间失学和流浪的少年儿童有了免费借阅书报的机会。

依靠自学成才而创业有成的董浩云，对各项图书出版事业历来重视，并积极给予经费支持。如在上海沦陷期间，他支持朋友李伯龙创办《剧场艺术》月刊，支持孤岛时期的上海抗日话剧运动，董浩云积极参与谋划并出钱出力，支持杂志出版。在香港期间，他先后创办《航运简讯》《航运》半月刊等杂志，“介绍世界最进步的航业技术，报导世界最翔实的航业消息”，为航运界的年轻人提供了不断学习获得信息的平台。他还支持翻译出版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的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亲自到伦敦与李约瑟洽谈，成立了该书编译委员会，捐资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中文版的编译出版，对于普及和推动中国科学文化功莫大焉！

董浩云为上海新普育堂等募集捐款

新普育堂是民国时期上海最大的留养慈善机构，于1913年4月正式开办。新普育堂占地约3. 3万平方米，按收容贫民1500人设计，耗资约十二万两，建有楼房13幢。新普育堂的建立者是上海南市电灯及自来水公司总经理陆伯鸿，董事会成员包括朱葆三、虞洽卿、林康侯等宁波帮巨商。新普育堂“专收茕民无告之老幼男女，疾病残废疯癲等人，供给其衣食住宿医药，不分宗教一体收养”还设有小学和工艺专门学校，规定收留的男女贫儿必须进该堂设立的小学中读书，学到一门或多门足以谋生的手艺，使其以后能够自食其力。这种“教养兼施”的慈善教育方式，是颇为董浩云所赞赏的，因此他也多次代为募集资金，向新普育堂提供经费。

1941年3月7日《申报》，刊登《新普育堂续收巨数捐款合界热心劝募》，其中除了天津航业公司捐款一百元外，又提及“叶绪耕、王更三各五十元、（以上由董浩云先生经募）”。

1941年5月12日《申报》,刊登《上海新普育堂鸣谢》,列出了两份捐款收据名单，—份“五九号收据”就是董浩云所经手募集的叶绪耕、王更三等人款项。另外一份“七〇二号收据”则可能亦与董浩云经手募集有关，因为收据上有天津航业公司的各条船只名，还有董浩云的岳父顾宗瑞、董浩云的哥哥董兆丰、朋友韩锦华等人的名字，这张收据也见证了一个家族的善举，一群志同道合朋友圈的公益行动。

顾宗瑞和董浩云等人除了向新普育堂捐款外，还向上海市贫病救济协会等慈善团体捐款，如《申报》1943年7月11日刊登《贫病救济协会第三次收支报告》,文中说：“有本会司康室经收……贞记，顾宗瑞先生，董浩云先生、鑫聚号，韩景华先生、集美行，姚兆塘先生，新口股票行，丁福宝先生，新大陆厂，正大厂江源昌厂，沈德昌应，仁泰厂福兴 厂……各一百元。”

从1938年底到回到上海工作开始，董浩云这位航运青年长期热衷慈善公益事业，不仅自己捐款，还积极宣传鼓动同事、亲戚、朋友一起捐款，担任善款募集工作。从《申报》 文献资料看，他在上海从事慈善公益的主要领域是难童救济，儿童教肓事业，从一个侧面为抗日救亡运动做出了贡献。在慈善公益活动过程中，董浩云也与王更三、李伯年等各界人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无愧于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宁波帮实业家。

（2019年4月22日《舟山日报》第八版 海潮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