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山第一大宅门”主人王克明的发家史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舟山群岛文化研究中心 孙峰 文/摄

位于定海东管庙弄51号的王家住宅，被称为“舟山第一大宅门”。王家住宅的建造者是定海旅沪巨商王克明，其在上海发迹以后，造此大屋给他母亲居住。

王家住宅，又称王家走马楼，坐西朝东，占地面积841平方米，建筑面积1160平方米，大屋屋脊正中嵌蓝底衬托的“福”字，洋溢富贵之气。该建筑华丽精美，气势恢宏，是定海古民居的经典之作。二十世纪中后期曾有数十户人家居住其间，因此后来也被老定海人称为“七十二家房客”，至今还有此戏说。

壹 出身贫寒的王克明在上海滩成为洋行买办后发迹

关于王克明的生平，本地文史爱好者李仁娟老师曾经采访了王克明家族的后人，打听到王克明出生于定海贫寒人家，后来在上海滩打拼，并成为一名洋行买办。然而关于其在洋行的发家史，王克明家族的后人则语焉不详，多是根据亲朋乡邻的零星传言，可能还存在一些口误。

鸦片战争以后，不少定海年轻人闯荡上海滩十里洋场，而王克明算得上是早期的一名创业者。关于王克明的发迹，李仁娟老师在《名门沧桑》一书中记载了一个传闻，说王克明少年时家境贫困。某天，衣衫褴褛的王克明跑到定海财神殿去凑热闹，正好看到有人在拜神求签。他也好奇，想给自己的命运做个卜算。他拿起求签筒猛摇，不料用力太猛，这一摇竟然把签筒摇穿了，神签散落一地。他不知所措，而旁边一老者则安慰他：“小囝，甭怕哦，这是好彩头，人家发财有底，侬今后发财无底。”王克明一听啊，转忧为喜，连忙磕头感谢财神菩萨，并许愿发财之日，必报答神明。当然这个故事可能是戏说，是茶余饭后的逸闻。

根据目前的档案史料看，王克明于1871~1887年间曾经在上海的英商吠利查洋行做买办，长达17年。另有史料记载，他还一直在美商丰泰洋行做买办，长达20多年。定海坊间有传闻说，早年王克明做过鱼贩，后经人介绍，到上海仁茂洋行当清洁工，外国老板回国，叫他看管洋行，后洋行老板一去不返，仁茂洋行就属于他的财产了。这一说法显然也不大靠谱，一来旧时上海滩并无仁茂洋行，二来美商丰泰洋行一直经营到二十世纪初，并无“洋老板一去不复返”之说。由此可见，王克明的发展并不是盘下人家洋行以后的一夜爆发，“快发财”实际上也是其长期在洋行做买办的财富积累。当然，这买办的财富积累，则是非常非常的可观。这也与丰泰洋行的来头和经营实力有关。美商丰泰洋行（Frazar&Co.）的主人是Wetmore，William Shepard，即哗地玛（国内不少史料翻译为魏特摩、魏特卯等）。丰泰洋行是有1832年创建于广州的美商哗地玛洋行发展而来，广州哗地玛洋行的创始人是哗地玛的叔叔。哗地玛洋行一开始主要从事草席、丝绸、茶叶等大宗交易，与旗昌、同孚、琼记洋行并列为美商在华的四大洋行之一。1858年哗地玛在上海成立丰泰洋行，后来接管了哗地玛洋行在远东的全部业务，丰泰洋行的经营更是涉及石油、棉纺织等高利润大宗商品贸易，作为买办的王克明也深得其利。

在上海滩，哗地玛也是一位很活跃的美商，通过贸易攫取了大量的财富。在上海滩经营二十多年间，他还曾经多次担任过上海租界工商局的董事，总董、副总董，而王克明作为买办与其长期合作。美商对王克明的评价是“其人素行谨厚，周济贫穷处事端方，心常向国……该商任用二十余年，朝夕共处，素行良善”。

贰 惊动上海滩乃至中美高层的“王克明案”，俨然演变成一场外交纠纷

在中国近代工业史上，“王克明案”曾经影响很大，甚至惊动了中美两国的外交部门。该案由时任两江总督的左宗棠一手处理，涉及洋务派与美商的利益之争。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大量商品倾销到中国，机制棉制品以价廉物美而始终在进口商品中占据大头。在华外国资本家认为，在当地利用廉价原料和劳动力生产棉制品，能够获得更多的利润，因此自19世纪50年代末，一直有外商谋求在上海开设棉纺厂，招募华商股份，但此举遭到了中国手工纺织业者的反对。而当时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也在上海设立机器织布局，并为上海机器织布局规定了“十年专利期”，不准其他华商和洋商再自行设立新纱厂，以维护洋务派所设企业的利益，这就直接扼杀了其他华商和外商的投资办厂梦想。

但是，美国人还是想打开缺口，妄想在广阔的棉纺织产业市场再分一杯羹。1882年9月，美商丰泰洋行经理哗地玛和祥生船厂经理格兰特一拍即合，筹划设立“丰祥织洋棉纱线公司”，资本定为三十万两，由泰丰洋行买办王克明和祥生船厂买卖俞少山负责招股，很快预付资金就收到10万两，只等购机开工。但这一华洋合作创办企业的举动立刻受到清政府的阻挠和李鸿章的反对。美国公使杨格代表美商利益，多次照会清朝的总理衙门，协商未果，但美商依旧不肯妥协。

晚清重臣李鸿章和两江总督左宗棠多次书信往来商讨对策，处理美商哗地玛的违规设厂举动。当然，对于像哗地玛这样有一定背景的美商，他们是不敢轻举妄动的。那就采用“敲山震虎”之策，把矛头直接对准王克明，拿王克明开刀，来个杀鸡儆猴。左宗棠授权上海道台邵友濂于1882年12月逮捕了王克明，借口王克明有“远年旧案”，给他的公开罪名是“济贼漏税”，说王克明曾经接济过太平军，这样就把王克明拿下了。当然，左宗棠也不想把事情搞大，只要吓唬吓唬就成。左宗棠有信函致总理衙门云：“如王克明到案，可从轻了解，免其解审。美商销沮，令王克明赴道投审，但请免其羁押。据邵道禀复遵办，讯结完案，并具此后不敢再有违犯甘结完事。王克明之案既销，美商更感而生畏……”这一釜底抽薪的动作，让美商再也不敢蠢蠢欲动，已经入股的华商也纷纷退股，哗地玛一撤退，王克明也就自由了。

据当时的上海英文报纸《北华捷报》报道，王克明被释放之前曾被迫签字声明与纺纱公司无关，并声明放弃新闸左近的一片地基；这地基原来是打算为兴建纺纱厂之用的。王克明的这一场投资最终宣告失败，这起轰动一时的“王克明案”涉及美商与洋务派官僚资本之间的利益之争，惊动了美国公使、总理衙门，还有美国国务卿，俨然演变成一场外交纠纷，而王克明则仅仅是一枚棋子，作为这场利益之争的牺牲品，实际上起到了缓冲利益纠纷的作用。

叄 作为定海旅沪同乡组织的首脑人物 王克明诸多善举见诸《申报》

在旅沪定海籍人士中，王克明算是出道比较早的富绅，论资历甚至比朱葆三还要老一些，以此王克明也是旅沪定海商帮中的“和事佬”，经常要处理一些乡人的杂事。

1887年，旅沪定海人士在上海创建定海旅沪同乡组织善长公所，王克明是当仁不让的首脑人物。

据1911年5月15日的《申报》报道《定海会馆开幕志盛》一文中说，定海旅沪同乡以善长公所改为定海会馆，在该会馆内行开幕礼，到者五百余人。先有庞琢斋君演说，公所之建筑首创于王君克明，而朱君葆三、韩君山曦、刘君东峰、赵君馥畴、丁君钦斋、刘君松甫相与赞助而后成。由此可见，王克明是善长公所的首创者，且一直担任公司的董事。

初创时的善长公所，为旅沪同乡帮困解难，为客死异乡的定海乡人寄柩施材，每年冬至则派船运回定海安葬。此等公益善举，王克明诸人出资颇多。

还有一些在沪乡人病困返乡，甚至牢狱释放遣散回乡的事情，也多由善长公所设法协调返乡资费和船只。1889年9月，有一个朱姓舟山人，在上海“纵妻为娼诬控他人”，被处以“掌颊二百下”惩罚，其妻则拟遣散送回定海。上海当局“设法转托舟山董事朱宝珊王克明二人”解决落实返乡事宜。朱宝珊，即定海旅沪商绅朱葆三。后来王克明和朱葆三两位善长公所的董事觅得舟山来沪的一艘石子船，安排朱姓夫妇搭乘便船返乡。

在上海滩，王克明被称为大善士，其与上海北市丝业会馆筹赈公所施善昌（即中国著名外交家施肇基的伯父）是挚友，施善昌，字少钦，在近代上海的义赈事业中，施善昌及其丝业会馆赈筹公所长期居于执牛耳的地位。王克明则参与了施善昌筹办的诸多公益慈善捐款活动，如施善昌所主持的仁济善堂施粥等各项善举。与仁济善堂合作的还有公益组织寿星会，旅沪宁波镇海籍巨商叶成忠（字澄衷，澄衷学堂的创办人）、王克明都是寿星会的骨干，这些早年打拼于十里洋场的商界巨佬，人到暮年都以公益慈善事业为己任。

1890年12月，太古公司的上海轮在长江起火遭难，仁济善堂遣人雇救生船连日打捞，得遗骸300余具，但是一时无棺木收殓，寿星会的骨干叶澄衷、王克明等诸人急公好义，捐寿材六十具，迅速送往失事处收殓，施以人道救助。

笔者查阅清末的《申报》新闻报道，发现王克明参与的各种捐款慈善记录近二十余笔，这位旅沪定海商绅的公益爱心由此可见一斑。如1894年1月5日，报道说“乐助施粥经费，王克明善士洋六十元”；1889年12月16日，有报道记载“上海虹口元济善堂施粥捐款第四次清单，王克明助白米十石”，除了施粥、赠药、施衣，还有收留流浪狗的善举。1894年3月，鉴于上海狗患甚剧，仁济善堂发起在苏州设立养犬之所四处，以收留上海的流浪犬。定海商人王克明、刘东峰、朱葆三等参与此事，并有致工部局救犬信，“兹请贵局将所捉之犬，交与余等运往苏州为祷”。

除了在上海滩经营爱心，王克明在舟山故乡，也留有公益余香。

一是捐款修建公墙，这也是施少钦的仁济善堂筹赈公所发起的定海火灾捐款项目之一。

光绪十七年（1891）正月初二日，也就是新年的第二天，定海古城不幸发生了一次重大火灾，史称“辛卯大火”。大火逞凶，北风助威，一排排木楼被大火吞没，大火毁去定海古城约三分之一，二千余户灾民失去了居所，定邑居民欲哭无泪。远在上海的善士们立刻发动了捐款活动，尤其以王克明的老朋友——施少钦最为热心，这位菩萨心肠的大善士，其所在的仁济善堂在报纸上刊登募捐信息，“分册募赈，集洋三千一百元”，旅沪定海商绅也当仁不让，纷纷捐款，王克明捐洋四百元，朱葆三捐洋二百五十元，韩山曦捐洋一百元，洪吉甫、刘松甫、周国昌各捐洋五十元。至此，施少钦总共募集了四千大洋，派儿子施志仙专程送到定海，杭州商绅丁松生也送来赈灾的一千元大洋。汇聚各地善士绵绵爱心的五千大洋，可谓雪中送炭。其中两千元散发给定海的受灾户，另外三千元则用作修建封火公墙，不足资金则由官方捐补。到1891年底，八道高大的封火公墙矗立在定海古城。如今，定海城中还有五道公墙遗存，“定海公墙”已被列入市级文物保护点。

二是修建普陀山回澜亭。短姑道头是普陀山历史上重要的渡口，来往香游客皆由此进出普陀山，而过去渡口没有专门的候船室，一碰到风雨天，香游客则往往无处避雨，极为艰辛。王克明与沪上佛教界人士常有来往，他曾在上海捐资修建静安寺。修路造亭，功德无量。可能是闻听了和尚师傅的诉苦，也可能是他自己曾经去过普陀山，领略过香游客候船的辛苦，于是出资修建了这座回澜亭。据史志记载“回澜亭，清光绪年间邑人王克明建”，民国8年，陈性良重修。回澜亭黄墙飞檐，青瓦屋面，石构台基，面阔三间，前后各间开拱门，正好与附近海岸牌坊“三门四柱”对应，南北贯通，拱门中间大两侧小，左右对称。亭内置石凳，供人歇脚。

王克明是定海旅沪商帮早期创业者的代表，从他身上可以读出近代上海滩买办周旋于帝国主义洋商和清廷官僚资本间的幕后故事，另一方面，也可以了解定海商人闯荡上海滩的创业过程和历史演变，了解定海商帮持之以恒的公益活动。作为宁波帮的主力军，众多旅沪定海商绅曾活跃于十里洋场，定海商帮文化是舟山海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谨撰此文，抛砖引玉，期望能够挖掘更多王家住宅相关的历史素材，演绎浓厚的定海古城历史文化，讲好定海商帮故事。

（2019年1月19日《舟山日报》第2版海潮人文）